图片 1

原标题:【国关青年说】孙晨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与中国应对制衡的思考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和对中美关系新评价,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一条理性务实的对华外交之路,这值得期待。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中美关系注定是不平坦的。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最近,奥巴马总统在公开讲话中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纵容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对抗,并提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冻结现状”的方案。不久前,美国还与澳大利亚签署新的《驻军地位协定》,为美在澳达尔文市驻扎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使用澳港口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举措是美国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离岸平衡者”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其“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外战略思想的核心。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2月6日,美国宣布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最信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着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宣布的。当日,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多次提到中国,将亚太视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什么是“离岸平衡”呢?哪些国家扮演过“离岸平衡者”的角色呢?

关键词:离岸制衡战略;联盟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之弧战略;一带一路

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大国家,奥巴马时代最大的地缘战略布局就是瞄准中国。对于这个对岸的国家,他的任期内有如许定位: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共存于浩瀚的太平洋等。而在实际战略操作中,则是发挥巧实力重返亚洲和布局亚太再平衡战略。

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英国自然已是“明日黄花”,不必再提。美国仍然是积极的“离岸平衡者”。

内容提要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奥巴马任期内的对华关系焦虑感前所未有,究其根本乃是危机时代中美战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其任期内的6次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时聚焦制造业、高铁、贸易翻番及不允许中国规则出现等等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所长美国所缺充满危机感,期望美国弥补不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亚太也组织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贸易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增加中国和周边贸易伙伴深度发展经贸联系的阻力。当然,在地缘政治和区域安保层面,则强化对中国军力崛起和地缘政治进取心的批评,特别是通过在西太地区的连横合纵去制衡中国。

美国对海外干预有两种模式:一是全面布局,充当世界警察;二是“离岸平衡”,有选择地直接或间接干预。在经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美国老百姓大多不再支持它全面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离岸平衡”随之流行起来。从干预性质看,两者一样,只是后者手法更为巧妙。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构成了新的挑战。出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中国崛起及亚太地区地缘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离岸制衡”战略。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对象不言而喻,总的来说,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及美国领导人的更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大致经历了“联盟”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印太之弧”战略三个阶段,都不同程度的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正在走向崛起的中国,在战略应对上,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战略主动权、积极推动多边地区合作和双边互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最后,要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就现实而论,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奥巴马和他治下的美国重新恢复了自信,中美关系反而从紧张势态回归到理性常态。去年北京APEC峰会,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瀛台散步,既是对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的回应,亦凸显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导向。中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使中美关系升华至新水平,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从此一路坦途,却代表着中美两国回归现实和返朴归真。

“离岸平衡者”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教授提出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他的成名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氏根据中美地理特点、地缘政治现实以及美对华战略判断,得出美需要遏制中国崛起、并充当“离岸平衡者”的结论。

图片 2

正如美国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谓,当前美中合作范围“前所未有”,“尽管美中将会有竞争,但我们反对冲突不可避免的说法”,同时表示会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样的中美关系才是最真实的。两国既有合作又有分歧——合作前所未有,如能源和环保、如朝核伊核;分歧泾渭分明,如西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如困扰中美关系的“3T”矛盾–台湾和西藏等。

“离岸平衡”在二战之后逐步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从字面上看,“离岸平衡”是指美需要保持欧亚大陆各大力量之间的平衡,避免该板块上出现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竞争者”,以确保美本土安全以及美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美从“离岸平衡”思想出发,根据亚太形势变化,特别是中国发展壮大的现实,提出的亚太离岸平衡新版本。

一、 引言

因为合作领域广泛,当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发布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时,“中美国”概念释放出强烈的全球感召效应。如果说美国政府不是为国会掣肘,拥有中国政府那样的执行力,中美两强现在就能行动起来,切实减少碳排放量。国际社会多年来议而未决的应对气候变化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美是搞地缘政治平衡的老手,深明其道。美亚太版“离岸平衡”与传统意义上的“离岸平衡”是有区别的,也较通常的“离岸平衡”更加复杂、更多层次。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完全依靠国家本身,“国际政治实际上是一个竞争的自助体系”。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其根本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全。为此,这些
在美国霸权威慑下的国家会形成针对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制衡美国的霸权野心”。一旦如此,美国必然要承担维持其霸权的巨大成本,甚至因此而根本撼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以,“霸权的困惑即在于其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为避免出现这种状况,美国需要调整和设计一种新的略,即“离岸制衡”战略。可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该战略的主要理论支点,“离岸制衡”战略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

但在中美分歧方面,如对中国海洋大国的忌惮,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忧惧等,以美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制衡中国的利益圈。这个利益圈里的中国邻国和美国相互利用,虽各自战略目的各异但策略相同——结成制衡中国的同盟。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正在东亚崛起的竞争对手,开始改变对华“战略模糊”政策,实施以迟滞中国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毋庸置疑,这已经破坏了亚太的力量均势,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逆推力”。

美国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未能在冷战后的大好形势下提出宏观可行、能够指导美国未来发展蓝图的战略思想。这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这种客观需要与现实缺失的矛盾在新世纪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岸制衡”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该战略认为,“美国无法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导致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在此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都足“紧张、猜疑与冲突”的。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需要及时而慎重地选择对华战略。

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TPP,美国在西太地区的策略大抵一致。但对奥巴马总统而言,他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调整,但不管如何调整,将亚太视为重点则是不变的主旋。亚太对华,虽然波折不断,但中美关系经历了考验依然维持了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大国关系。这说明,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突破新老帝国零和博弈的窠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乌克兰陷入僵局、重返中东反恐战争的奥巴马总统,尤其希望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上有所成就,这样就和他的经济成就相得益彰,堪足成就属于奥巴马时代的历史。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在于深化中美外交,让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从全球和历史视野来观察美国“离岸平衡”战略的运作,可以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有更清晰的了解。

二、“离岸制衡”战略的理论内涵

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和对中美关系新评价,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一条理性务实的对华外交之路,这值得期待。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中美关系注定是不平坦的。

一是“隔岸观火”。许多地区的动荡、战乱背后,都有美国的“离岸推手”。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离岸制衡也被称为“离岸平衡手”,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他认为,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本质上在其他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推卸责任,让地区大国来制衡追逐霸权的国家,只有在推卸责任不起作用时,才直接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简言之,离岸平衡手会采取两种行为模式:
推卸责任与直接介入。他鉴于中美两国的地理特点、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认知,认为美国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并根据历史经验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最为突出的是中东地区。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坐大,美又找种种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如今面对伊拉克混乱局面,除了空袭“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压伊拉克总理马里基下台,基本撒手不管。

当代“离岸制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还有克里斯托弗 ·莱思(Christopher
Layne)、和泰德·加伦·卡朋特(Carpenter Ted
Galen)等人。“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区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人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在亚洲,美国对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

二是“枪打出头鸟”。盟友也不例外。

基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美国领导人的更迭,本文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实践从“联盟战略”下的“美日同盟”开始,经历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之弧”战略三个阶段。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直逼美国,美国内“恐日”情绪弥漫。于是,在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签署《广场协议》,压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很快陷入经济低迷的十年,至今仍未恢复。

更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一) “联盟”战略

美国对待欧盟也毫不客气。走向一体化的欧盟和日益走强的欧元,在美国眼里一样踩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红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盟国家银行持有近一半美国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立即陷入债务危机无法自拔。美联储还向欧洲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将欧盟紧紧地绑在美元体系内。

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了均势与联盟的关系,认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他出,两国之间均势的建立有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附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头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更是天赐良机,美国拉欧盟联合制裁俄罗斯,不仅加强了北约的力量,还使俄欧关系复趋紧张。

根据“离岸制衡”战略的设计,美国将利用美日同盟机制,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美国视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1995年和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都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点。《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应当继续把美日同盟当作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约瑟夫·奈认为:“(美日)联盟能够并应当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保持中心地位。”日本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理想战略基地。日本地处西北太平洋,紧靠亚洲大陆,与亚太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俄罗斯十分接近,周围有朝鲜海峡、宗谷海峡等重要战略通道分布。日本的领土面积虽不大,但南北延伸很长,北部紧贴俄罗斯的撒哈林岛、千岛群岛,南端与中国的台湾岛相邻。日本的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成为美国实施前沿战略部署的理想基地。重新定义美日关系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使日本牢固的成为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重要基地,成为“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乐意看到一个在自身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日本与不断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以此来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三是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壮大。

除加强美日同盟外,美国还编织日、韩、澳“亚洲小北约”军事网,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在内的从属于北约的“小北约”,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之势。亚洲“小北约”对中国安全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亚太的现实对象是中国。美调整对外战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目的就是要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护美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的主导地位。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发展势头不可阻挡。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里程碑。对此,一方面,美国直接下注“对冲”,在西太平洋增兵添将,集中美国60%以上的军事资源,重兵压城,以双重岛链封锁中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军事合作升级,就是出于此目的;另一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诱引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公开支持日本、越南和菲律宾,激化它们与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挑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分歧和矛盾,将区域和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化。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防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充实。

美国以为,这样做可收“一石多鸟”之效。一来,借此更深介入亚洲国家矛盾,从中渔利。二来,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使中国处于孤立和被群起而攻之的困境。三来,一旦中国被激怒,客观上又能帮助美国牵着其他亚洲国家的鼻子走。亚洲四分五裂,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平衡”。可见,运用“离岸平衡”术,美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日前撰文指出,美国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鸟:既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其实,各种“平衡”之外,美国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再平衡”,那就是扩军与加强美亚经贸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紧缩欧洲”及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美国急需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以便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思潮室助理研究员陈积敏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发言。他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产生更加残酷的挑战。

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维护其独霸全球的地位和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控制欧亚大陆及其战略支点欧洲、亚洲和中东。掌控战略支点的绝招,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欧洲、亚洲和中东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相互牵制,形不成合力。这样美国才能高枕无忧,稳坐钓鱼台。美国最担心的是失去对全球的掌控,退回美洲,成为区域性大国。“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时时刻刻提醒美国,要未雨绸缪,坚决守住老大的位置。从这个意义讲,美国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历来十分强烈。

(三)、“印太之弧”战略

然而,21世纪毕竟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存在,大国之间的热战很难打起来。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美2013年贸易额已超5000亿美元,冷战的代价也太大。因此,美国在亚洲扮演“离岸平衡者”往往采取两手策略,既要从中渔利,又要防止危机失控,确保按美设计的“路线图”精准发力,有序地推进“亚太再平衡”。

2017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在谈到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我们了解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目的是知己知彼,寻求破解之道,扩大中美利益融合,加强“战略再确认”,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冲突。

“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都是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的冷战思维的反映,这与全球化大潮中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在人员交流日趋活跃、经济活动渗透融合、文化心理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利益交织中,已经很难做到你彼我此阵线分明,这恐怕是美国在近期三大战略文件中将中国的“成分”定得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又强调彼此合作的原因所在。

美国的两手策略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对于紧锣密鼓展开、弓满弦张呈现的“印太战略”,我们不可疏忽大意,但也不必莫名紧张,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只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变,各方力量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博弈规律不变,无论中美、中日,抑或中印、中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法则就不会改变。加之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让国际社会“惊奇”的对外政策,甚至连自己的盟国及伙伴国也都深陷其中,纷纷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求自保,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合作对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只要中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主动有为,“印太之弧”战略一时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暂时对中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首先,在对华合作与遏制中“掌握平衡”。在奥巴马放狠话的同时,美方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总体持积极态度,愿意“求同存异”。中美最近一轮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获得众多成果,如确认推动双边投资协定早日达成、共同推进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这些正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得以具体落实的体现。

四、中国应对美国制衡的战略思考

再则,在中美关系和与同盟国的关系之间“把握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涉及中、美和第三国的复杂互动,其中最难处理的是东海、南海问题。对于中日关系,美虽不断重申对盟国日本的支持,但也注意尺度,并就日二战历史问题对日表达“失望”,适当加以约束。在南海问题上,美对华施压已成新常态,但也注意避免过分刺激中国,而是更多地将菲、越等推向前台。

(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

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美国国内现实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合作与竞争并存”会成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竞争可能更突出,也更激烈。这对两国都是新的挑战。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他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美国在二战后的综合霸权能力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冷战后,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试图建立的单级霸权体系似梦幻泡影,中国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使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现代化军事能力建设不断完善,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必将对现行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中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始终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不寻求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建立者美国,是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而熟视无睹。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中美之间已经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在双方的克制下,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可能性极小,但现实的实践证明,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中美战略均势时代,中国越发展,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越明显,为此,中国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做好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又要推进中美经济合作,既要在中美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防患于未然,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离岸平衡”思想,实际上与时代发展已经不合拍了。新世纪需要新思维和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对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顶层设计的重大贡献。

(二)、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战略主动权

美国将作为亚太主要力量长期存在,而中国的发展壮大将继续势如破竹。这就需要中美在地缘政治的互动中不断磨合,管控好可能发生的冲撞和危机,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实现互利共赢。这也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踊跃参与,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深化双边关系。除去经济意义,从战略角度,我们也能发现“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打破世界旧有经济格局,对西方的霸权经济体系构成了强有力的回击。其次,“一带一路”突破海洋封锁,建设了战略后方,是我国进行海陆统筹的重要战略实践。最后,“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新举措,适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尽管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充满疑虑,但不可否认,“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也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彼此协商。为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应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协调国内外政策,争取战略主动,避免与美国的战略发生直接碰撞。

美方提议的“战略再保证”,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相通之处。双方可以深入探讨,提出合适的路径和建议,稳步推进。

(三)、积极推动多边地区合作和双边互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军事安全领域,可能是双方需要关注的重点。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利益延伸的实际需要。而美国将维持其全球军事绝对优势看作美霸权的支柱,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双方要寻求和平共处的空间,给对方留出回旋余地。

针对美国亚太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制衡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中国除了要加速自身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外,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当前亚太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这种多边安全的机制在该地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双边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国也应该在双边关系中下大手笔,突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和伙伴国,使其制衡难以形成合力。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大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今后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应支持美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合作安全的建设,以消除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在其他领域,中美同样需要遵循“不对抗、不冲突”的原则,积极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空间。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四)、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现如今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无论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还是日益凸显的中美贸易冲突,都不会真正的将中美引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境地,所要努力的方向仍然是将分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五、结论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是与时俱进的。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但终其理论来源,都是“离岸制衡”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美国只要一天不放弃全球霸权,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中国崛起势必加速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而此战略均势时代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充满变数,但也是中美两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结果,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彼此的战略转变,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片 3

参考文献

[1]马德宝.
论均势战略[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2月第1期.

[2]朱听昌,李尧.
论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J].《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2月.

[3]陈积敏.
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J].《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4]章琼.
解读现实主义理论的“渐进性扩张”政策-摩根索“现状政策”与米尔斯海默“离岸制衡战略”论析[J].《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9月第5期.

[5]孔小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6]郭杰妮.
重返亚太:美国超越离岸制衡[J].《国际关系研究》,2012年8月.

[7]吴征宇.
离岸制衡与选择性干预-对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8]吴征宇.
“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J].《欧洲研究》,2006年4月.

[9]节大磊. 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J].《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3月.

[10]赵葆珉.
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7月.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专栏稿件;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