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搞“网络心战”错了吗

澳门十大赌场网上注册,编者按

澳门大赌场娱乐场官网,2015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对全球网络空间的主张和看法。其中,强调尊重网络空间里的国家主权,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构成中国主张的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最重要的特点。中国的主张,系统体现了新兴大国对信息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主要使命——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秩序与结构——的核心观点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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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网络主权,即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生、投射、发展与实践,是信息时代国际体系面临的历史任务。自1648年以来,主权原则构成支撑、维护与保障国际体系正常运行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从1648年至今,人类社会经历的各种实践最终证明,必须建立以尊重主权为最大公约数的游戏规则,才能有效地保障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70年前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尊重主权即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准则,被纳入其中,并由此支撑起运行至今的国际体系。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强调网络主权,是在网络时代践行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本准则,维护国际体系安全与稳定的具体表现。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至少投入2000万美元,研究通过“控制网络内容”,最终影响网民的情绪和观点。美国国防部与美国社交网络公司联手,正对大约70万网民实施“阅读内容控制”,特定时间内向一部分人只推送好消息,向另一部分只推送坏消息。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网络心战”。

数据主权保护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因素。新形势下,我国数据主权保护有何重要性、紧迫性,面临怎样的形势与挑战?应如何坚持数据主权外交战略,反对数据霸权,积极开展数字外交,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影响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网络空间治理课题组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并给出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为推进我国网络强国建设发出智库声音。本版独家刊登,以飨读者。

在前网络时代,主权原则的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第一批倡导主权原则的先发国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用主权原则保障自身权益,尤其是在面临来自教廷的普世权力压力时,保障国家独立性的问题。但当这个问题历史性地解决之后,发达国家并无意自觉让实力弱小的行为体自发获得主权保障,扩张与反扩张,侵蚀与反侵蚀,损害与保护,贯穿国际关系史的始终。即使在有了联合国之后,相关的争论与博弈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赌博信誉平台,不少人惊讶于美国国防部竟将网民当成试验的小白鼠。这个试验的主导者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的开发者。美国对互联网的贡献巨大,当2011年美国提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时,尤其提出保证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时,很多人都会为美国捍卫这一理念感到鼓舞和震撼,这种道德高度真是普天之下望尘莫及!所以当美国指责中国网络攻击和中国对互联网管理政策时,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力挺美国的态度。当中国、俄罗斯在联合国提出网络主权理念时,恐怕有些国家也认为这是割裂互联网,是倒退,连国内的不少学者也在表达反对的呼声。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数据传输的跨国界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带来了复杂的权责关系。

十大博彩,十大赌博正规澳门平台,从诞生之日起,主权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对内,主权意味着对领土内事务处理的至高权力,包含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利的垄断,以及面对外来干涉的自主抵制。这一需求,历史上是通过《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中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诸侯国无论大小有权自主确定其领地内领民的宗教信仰”而体现的,尽管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全球网络空间,但抵制来自普世教权对领地内信仰问题的干涉,天然地成为了主权原则要实践的优先任务。对外,主权意味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法理基础上一律平等。长期以来,对主权的认识,主要聚焦于对内主权的至高性,而较少实质性的涉及对外主权的平等性问题,尤其是在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具备实力优势的欧美先发国家,并无意过度强调主权原则,以避免构成对自身对外扩张战略的法理阻碍。只是在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以收敛。

澳门最大赌场官方网站,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上不缺乏心灵鸡汤,不鲜见厚黑和人肉搜索,但就是不能说美国的不是,否则就是五毛,就是扼杀自由进步的代表,就会被群起而攻之。直到斯诺登这个美国人出来证明美国一直在监控全世界,很多人愕然了,中国政府说的居然是真的!原来批评中国的人发现美国政府做得更彻底,更令他们无语。你看,美国反对网络主权,但是却宣布所有美国企业服务器上的数据都归美国所有;美国宣称保护信息的自由流动,但是却试图控制网民的阅读内容;美国宣称中国的网络设备企业试图进入美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苹果这样的美国巨型企业不断被发现其产品中的后门连普通用户信息都可以提取。

我国已成为互联网应用第一大国,也将是数据创造第一大国,数据主权亟须保护。当前,我国应大力开展数字经济外交,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通过信息安全立法,对内强化我国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安全,对外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形成数据保护利益共同体。

主权原则的适用范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具体时空环境下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空间从传统的领土空间,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非领土空间。这类非领土空间,包括海洋、天空、外层空间、极地、电磁波谱等。如何构建这些非领土空间的游戏规则,始终有两种竞争性的指导原则。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倾向于“先占者主权”原则,认为在这些非领土空间中,行为者可以依靠自身实力的强弱,先来者先占,获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利益,而无需考虑实力相对弱小者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人类共同财产”原则,认为应该遵循主权平等原则,无论实力强弱,都有权平等享有从非领土空间获益的权利,即使暂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也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保留。最终,国际社会对非领土空间游戏规则的确定,还是达成了建立在尊重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基本一致。

怎么能这样呢?人们对此似乎应该愤怒。但是美国错了吗?美国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网络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护自身安全,在全球网络应用广泛变化创新时保障自己的控制力,在发挥网络作用贡献世界的同时获取各种可能的回报,这错了吗?也许有双重标准,也许有虚伪,但是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火眼金睛,才能判断清楚。

数据主权保护:网络治理的现实选择

主权原则在全球网络空间的适用问题,是一个重要但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的问题。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即开始关注高速扩展的互联网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网络空间如何有效治理的问题。具备先发优势的美国将互联网以及随着互联网扩展而形成的网络空间看做是战略工具,1995年美国国防部分管特种行动与低烈度冲突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评估助理修特即提交了《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机密报告,这份2007年前后解密的报告指出,网络空间“是实施心理战等特种行动的空间。……通过投放特定类型的信息,可以让受众采取美国政府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原先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派遣特种部队才能实现相似效果,现在可以避免人员损失的风险,也能降低美国政府直接介入面临的政治风险。”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宗旨就是在保持美国的全球技术优势同时,形成对美国潜在对手的技术遏制。我们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也许我们看美国的角度也错了,我们自己那么相信或者那么乐于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理念,而忘记了自己该有什么,忘记了怎么保护自己和靠什么发展未来;尽管我们总是自诩有几千年的文明,但是在网络海洋面前,我们似乎过早地沉溺在海量信息和新奇创新带来的欣喜,当这个世界因网络而变得似乎平了的时候,希望我们的思考不要扁平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没有错,但我们要做对!
(作者是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李欲晓)

美国已成为事实的网络霸权国家,其地位很难在短期内被撼动。当前,美国把持着互联网资源的分配权、国际互联网根域名的控制权、网络域名解析等核心互联网关键资源;全球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台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12台辅根服务器中有9台设置在美国;互联网传输协议/因特网互联网协议、用于网页制作的超文本标记语言、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等也由美国机构控制。此外,美国思科、微软、谷歌、英特尔、高通等公司控制了全球网络硬件基础设施、通信光缆、核心软件等网络产业的关键环节。在短期内,全球很难建立一套新的互联网技术标准、管理制度、产业体系来撼动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霸权地位。

国际社会对全球网络空间置于霸权掌控之下也早已表现出了担忧,2003年联合国组建的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提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网络域名解析系统的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事实上处于美国政府的单方面掌控之下”,从那时,国际社会就开始启动了网络治理国际化的进程。就本质而言,这涉及两种有关如何在网络空间实践主权的主张:美国政府偏好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本质上是排除其他主权进入网络空间,保障全球网络空间及其关键基础设施处于美国单一主权掌控之下,这是一种名为互联网自由的霸权主张,核心主张,是通过形式上的淡化与实质上的强化,来追求扩张美国的主权管辖范围,挤压其他国家的主权管辖空间的目标。国际社会追求的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治理新秩序,但因为力量分布,技术发展与既定游戏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实践。

美国利用网络霸权地位窃取并监控全球数据、实施网络攻击,严重损害他国主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就开始实施绝密电子监听计划,通过非法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和国际政要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肆意窃取全球用户数据。为了应对美国霸权威胁,各国纷纷提出数据主权战略,保护本国信息安全。德国对境内数据跨境流动进行了严格规定。2014年3月,欧盟议会高票通过《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条例》,以严格的立法来推动欧盟数字统一市场的形成。俄罗斯议会于2014年7月通过《个人数据法》,规定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必须保存在俄境内服务器上。

中国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尊重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诉求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主张。这种主张的形成,与来自美国的刺激,即美国凭借自身先发优势进攻性的使用互联网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刺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我国已成为互联网应用第一大国,也将是数据创造第一大国,数据主权亟须保护。自1995年互联网首次接入中国,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到有,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从小到大,网民由小众到涵盖大量普通民众。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7月,我国网民数量达6.68亿人,网民规模全球第一;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规模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达3.3万亿元;拥有328家互联网相关上市企业,其中61家在美国上市,市值规模合计7.85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25.6%。随着我国网民快速增加,互联网应用深入发展,我国也将成为互联网数据第一大国。2014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发布报告《数据增长、商业机会和信息技术渗透》称,未来全球数据每年将保持40%的增长率,每两年数据量将翻一番。到2020年60%的数据将由新兴市场国家产生,而中国将成为产生数据的第一大国。

在政治上,2010年1月8日,全球青年运动联盟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利伯曼在赫芬顿邮报实名发表文章,称“脸谱、推特和优兔是外交的工具”,介绍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7日邀约包括谷歌总裁施密特、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等在美国国务院探讨用新媒体社交平台在全世界推进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民主的战略构想。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后来被称为“互联网自由”的网络外交战略,以进攻性的姿态在广大地区实践。这种实践的后果,包括显著改变中东地缘政治的阿拉伯之春等,展示了无视网络主权,滥用技术优势,推进网络霸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数据资源日益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全球竞争焦点正由商品和物质的争夺向数据的控制转变。21世纪,数据被认为是基础生活资料与市场要素,由此产生的大数据也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能源”,其战略价值不亚于工业社会的石油。21世纪的大国竞争已经不是硝烟弥漫的战争,也不是物质资源的争夺,而是要争抢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和主导权,这主要体现在对数据的掌控上。2012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推出“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抢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制高点。随后,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发布了《大数据开发:机遇与挑战》报告,得到了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

在安全上,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以无法否认的证据证实美国如何在全球网络空间实现高度进攻性的全面监控;而美国政府在2015年5月颁布的国防部网络行动战略中,将攻击和瘫痪主要竞争对手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战略选项,纳入美国网军的建设目标。2015年7月31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匿名美国政府官员公然承认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计算机网络中放入了数以千计的植入装置,用于监控中国的网络。2009年前后,美国对伊朗离心机系统实施的奥林匹亚行动,更显示美国在研发、部署和使用网络武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困难重重:主客观环境多方掣肘

在经济上,美国政府依据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抗思维,从2013年开始,以披露所谓中国网络商业窃密的方式,系统制造网络时代的考克斯报告,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归因于对美国实施系统的网络商业窃密,并以此为依据,展开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不仅起诉中国军官,威胁制裁中国企业,还努力试图扩大《瓦森纳尔协定》的禁运目录,阻止中国获得提升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的软硬件和相关技术。2015年10月,美国媒体还对保持和发展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的美国信息企业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评。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生产、存储、使用不同主体容易形成数据主权的交互重叠甚至冲突。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高性能计算突破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普及,数据的产生、存储、处理和使用已经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限制,互联网数据流动已经实现了全球同步,几乎没有时间延滞。在大数据环境下,信息传输的同步导致信息创造者、接收者和使用者,信息发送地、输送地及目的地,信息基础设施的所在地,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国籍及经营所在地等数据不同利益主体交互重叠甚至有所冲突。数据传输的跨国界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形成挑战,带来了复杂的权责关系。此外,国际社会并未对各国的数据主权管控范围进行划定,数据主权在国际法制定方面尚处空白,各国基于理性自保的需求,积极加强本国数据的管控和本国国民在他国数据的主权,这必然导致主权交叉重复的管辖状况。

以上种种战略态势,促使中国关注有效保障和维护网络主权的战略意义,并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认识和论述。2014年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以及发给首届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系统的阐述了在尊重网络主权的基础上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张。

西方国家提倡“网络自由”,对网络主权不予承认。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诋毁、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极大冲击。美国主导的“网络自由”实为网络霸权。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互联网属于“全球公域”,反对任何形式的互联网管辖,借用“网络自由”干预主权国家互联网政策。2011年和2015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两次强烈反对由中、俄、塔、乌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共同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其核心是要否定“网络主权”概念,主张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攸关方”,主权国家应将同等重要的责任和权利分享给其他行为体。

中国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制订相关战略、政策与主张的合法权利,反对将网络空间作为推行单一或者少数国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要阻断信息跨界自由流动。阻断信息自由流动,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的防御性反应,而非主动主张。美国强调互联网能够作为在美国认定的非民主国家实施政权更迭与与和平演变的工具,构成促使被针对的国家阻断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流动的直接动因。曾经深度参与相关活动的突尼斯网络活动分子加布里亚于2010年9月17日曾经撰写长篇博客,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悖论与阿拉伯的数字活动主义”,指出美国的介入、资助和干预,实质上阻碍而非推进了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自由与真正的民主化进程。

各国由于信息技术实力、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不同,数据主权的有关保护法也相差较大。“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是当前公认的互联网通用代码,以英语为载体的美国文化形成了事实上的互联网语言文化霸权,这就使其他国家很难在数据主权方面形成合力。在数据保护方面,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欧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施较为严格的数据保护,有较为完善的数据保护法规;而我国数据保护仍处于部门条例阶段,网络安全法也尚处于立法阶段;广大非洲国家,由于互联网起步较晚、基础设施较落后,互联网数据保护立法还处于空白阶段。

中国强调尊重网络主权,目的是确保网络空间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全体国家的发展,而非成为少数国家垄断的游戏场。美国将全球网络空间看做是蛮荒西部,美国则在其中扮演警长的角色;中国根据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共同致力于确保网络空间为发展服务,而非为少数国家的霸权利益服务。

寻求突破:放眼内外、综合施策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美国,真正的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性,2013年9月18日,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哈罗德在美国网军司令部跨部门会议上,发表题为“网络空间的国际法”的主题演讲,明确表示国家在网络空间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主权。美国学者推动完善的《塔林手册》中,也明确承认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国家的主权管辖通过对位于其领土范围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司法关系得到体现。在实践中,美国政府理所当然的认为对美国公司具有司法管辖权,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微软公司将存储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的电子邮件信息提交给美国执法机构。

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强化数据主权的目标与行动。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战略应坚持数据主权,我国政府对其管辖地域范围内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数据拥有最高权力,能独立自主对本国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在国际交往合作时,充分尊重他国数据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积极开展数字外交,利用我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产业,推广互联网应用,形成更多和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一带一路”金融、产业、人口、交通等专业领域大数据,通过数据共享共治,提升区域内的数据治理能力,建立区域数据利益同盟。

就此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网络空间是否存在和适用主权原则,而是以何种具体方式践行主权原则,如何构建真正反映主权平等,同时符合信息技术发展内生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作为启动了“乌镇进程”,后续中国将秉持网络主权原则,在世界范围持续推进如何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工作,这将是崛起中的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也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变革迈向深入的重大标志之一,值得人们为之努力和奋斗。

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然而,当前全球缺乏统一的针对网络数据主权的法律法规,各国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也不均衡。纵观现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可考虑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数据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强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国家大小,主张地位平等,反对数据霸权,强调数据治理公平与开放。应强化联合国下设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的作用,增强其在全球互联网核心资源分配、全球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改善、缩小数字鸿沟、打击网络犯罪和建立全球数据流动规则等方面的作用。此外,也可以在现有二十国集团的基础上,建立数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加强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沟通协作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共同探讨全球网络治理新体系。

加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和核心数据的保护。我国应加快网络安全法审议进程,建立完善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包括:

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护制度。明确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分类,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认定标准、等级和程序;全面评估我国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现状,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测评制度;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负责人制度、保密管理和境外数据处理禁则。

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监测通报、预警制度和处置机制。从预警级别、预警启动、不同级别预警的应对机制以及预警解除等方面,完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监测通报规划和方案。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分级处置标准、信息发布机制、数据恢复制度、责任追究机制,对于特大、重大信息安全事件要做好专项预案。

明确专门监管机构的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各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护的行业主管和安全主管分离的制度。

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数据主权、保护数据安全。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应加快从法律上确立我国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地位,国家对其管辖地域范围内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文字、图片、音视频、代码、程序等全部数据在产生、收集、传输、存储、分析、使用等过程拥有最高管辖权。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制度,规范网络使用行为,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法律制度上增强国家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推广、应用安全可信的网络技术和产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切实维护网络设施和网络数据安全。

切实加强多边合作,形成数据保护利益共同体。欧洲在数据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数据跨境流动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早在1995年,欧盟就出台了《关于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数据保护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即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制定了严格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并要求各加盟国建立统一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保证个人数据在加盟国之间自由流通。2015年12月15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出台,对互联网企业自由收集、分析和管理用户信息的权限进行了严格限定和监管,严格保护个人数据。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欧洲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全球性的互联网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也受制于美国。中国与欧洲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数据主权方面存在利益交汇点,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同样受美国网络霸权的威胁,我国应加强与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数据保护合作机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网络空间治理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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